前些天，《北京晚报》刊发了《他终止了闹市行刑》一文。该文讲述了清代法学家沈家本的事迹，也使人们想起了“宣南文化”及与之有关的文化名人和学者。所谓“宣南”，狭义的范围指昔日的宣武门外南部城区。在这块寸土寸金的地域中，产生了“宣南文化”，被认为是北京文化的代表和缩影，在全国范围都有影响力，至今仍是北京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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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来，一些名人故居、寺庙和会馆得到修复，一些老胡同恢复旧貌，使得“宣南文化”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
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多年

历史上的各种会馆在老宣武区最多，会馆是“宣南文化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极大地丰富了“宣南文化”的内涵。

正如《宣南鸿雪图志》所称：“北京城有多古老，宣武区就有多古老；‘宣南文化’是北京文化的缩影。”在历史上，以地域为特色的大大小小会馆，住上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人、学者和商人。有些人最初并非名人，但经过进京会考后中举或发迹之后，慢慢地就名扬四海。甚至于几次会考都失败后的王致和做起了臭豆腐生意，也是行行出状元了。“宣南”就成了这些人的“福地”，一代代相传。

《北京会馆档案史料》及其他历史资料统计，明清两朝各地在京会馆至少有500余处，1950年统计时，还有391处会馆；2006年调查统计，还有174座会馆有建筑遗存。

自明清始住过会馆的名人众多，近代也不少，比如鲁迅。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但多年来在介绍鲁迅故居时，人们只提到西城的八道湾胡同、砖塔胡同和宫门口几处。殊不知，他最早的故居是在宣南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。

鲁迅先生是在1912年进京的。来京后在骡马市的长发客栈住了一夜，于次日就搬进绍兴会馆，住了七年半。《鲁迅日记》中有1912年5月6日“上午移入山邑会馆”的记载。

绍兴会馆是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由几个在京的浙籍官员筹建的，起初叫山邑会馆，主要用来招待山阴、会稽两县的人。民国之后山阴、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，故又称绍兴会馆。今天的绍兴会馆虽破败不堪，但形制没有多少变化。

绍兴出人才，绍兴会馆里曾悬挂11块刻有清代绍兴历届科举应试中举者名字的匾，当时称之为“科名录”。鲁迅先生住进绍兴会馆时，这些匾还在，想必是由此引发他对旧文化和科举制的逆反心情，得出了四书五经的核心内容是“吃人”这个结论，并产生“救救孩子”的思想。

绍兴会馆是由几个四合院组成，昔日有“仰蕺堂”、“涣文萃福之轩”、“绿竹舫”、“嘉荫堂”、“藤花别馆”、“补树书屋”、“晞贤阁”、“一枝巢”、“怀旭斋”等。从这些亭台楼阁轩的名称看，就富有文化气息。从《鲁迅日记》中看，他在藤花别馆住了四年，后来又住到补树书屋。

“补树书屋”既是鲁迅故居，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源地，鲁迅在这里创作了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一件小事》等白话小说和杂文《我之节烈观》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等及许多随感录，并抄录大量的古碑帖和佛经。

绍兴会馆离菜市口很近，而菜市口又是清代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的刑场。鲁迅在茶余饭后常在此处散步，会听到菜市口行刑杀人的一些故事，因此在他的《药》中有“人血馒头”的描写。当年，刽子手在行刑后卖蘸了人血的馒头，是他们的额外收入。旧时的国人认为“人血馒头”可治痨病，故而这项生意很红火，附近的几家药店都有卖“人血馒头”的生意可做。鲁迅是“横眉冷对”的人物，素来用冷眼看世界，因此他在绍兴会馆里写出《药》是很自然的事。

从绍兴会馆里走出的名人并非只有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，清代大名鼎鼎的知名之士，如李慈铭、章学诚、赵之谦等等，都来自绍兴，出入绍兴会馆曾是家常便饭。因为在会馆里他们可以会友、访谈、读书，有时为了饮宴，他们会先聚在一起再去附近的广和居饭庄，或者招呼会馆中的“长班”去广和居叫菜，在会馆里开怀畅饮，大快朵颐。绍兴会馆的“长班”姓齐，他们从祖籍绍兴进京以来，一代代都从事“长班”之职，当年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延旺庙街，他爷爷就是绍兴会馆“长班”，是会馆的管家，事无巨细，都能代理。

番禺会馆前身是龚自珍寓所

其他会馆也是有故事的地方。南海会馆里有康有为故居；浏阳会馆里有谭嗣同故居；新会会馆里有梁启超故居。这些戊戌变法的精英人物，都与会馆有不解之缘。而南海会馆中的“汗漫舫”和“七树堂”、浏阳会馆中的“莽苍苍斋”和新会会馆中的“饮冰室”，都与中国近代史中的维新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是熟悉戊戌变法历史的人忘不了的地方。

从会馆走出来的名人是很多的，在广州会馆里走出了李渔，住过番禺会馆的龚自珍是众所周知的清代大诗人，学者翁方纲将故居改为了安徽会馆。李渔是清代著名文学家、戏曲家，而且他对绘画、造园有很深的造诣，在宣南韩家潭有他的芥子园，并以此为名出版过《芥子园画谱》，是学习绘画者的基本教材。后来他的故居成了广州会馆。芥子园虽不大，但结构精巧，环境幽雅，园林设计自然是出自李渔之手了。

番禺会馆位于宣武门外的上斜街50号，曾经是龚自珍旅居北京的寓所，是著名的“宣南文化”聚集地之一。道光年间，龚自珍在这里居住了5年。经过五次会试，他在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考中进士，却因为在殿试时“直陈无隐”，而触怒了当朝权贵，最终无缘翰林。龚自珍屡屡针砭时弊，遭到排挤，官运不济，他感慨良多，遂有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之千古名句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龚自珍离开上斜街，将该处宅院卖给番禺人潘仕成，后来潘仕成将其捐出，遂成为番禺会馆。

龚自珍、李渔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。有些人物在生前可能默默无闻，但身后则有了盛名，有人甚至于扬名海外，从安徽歙县会馆走出来的清代经济学家王茂荫就是一例。

王茂荫（1798—1865），系安徽歙县人，曾任工部、户部、吏部右侍郎等职，他的最大贡献是建议发行纸币。历朝历代流通的货币以黄金、白银为主，宋代曾发行过纸币“交子”，但没有彻底推行。

王茂荫在世时，大清银库可支配的白银已不多了，而且以白银交易和发放俸禄，弊病甚多，为此王茂荫提出了《条议钞法析》和《再议条法析》。当然，昏庸、腐败的清廷对他的主张很不满意，在朝野人士的竭力反对下，他被撤职查办。但是，他的主张得到了卡尔·马克思的注意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的附注中写道：“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，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，在1854年4月大臣审议案中，他受到严厉申饬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，不得而知。”

王茂荫是《资本论》中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。他的出现，无疑是“宣南文化”的重要内容。

林海音不忘晋江会馆

从宣南会馆走出来的名人中，台湾作家林海音也是一例，她的《城南旧事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极深。林海音在《往事悠悠》《城南旧影》和《英子的乡恋》中，提到了她在宣南生活的片断和经历。那时，她家几次搬迁都没有离开宣南和会馆。她在小说《城南旧事》中，有《惠安馆传奇》一节，记述了一个疯女秀贞的故事，其中惠安馆就是福建惠安会馆。据学者邓云乡考证：“真正的惠安馆在延寿寺街羊肉胡同东头路北。”惠安是个小县，但在清末民初时是个经济、文化发达的县，故而有能力在京设会馆。如今，延寿寺街的羊肉胡同已改为耀武胡同，至于惠安会馆也不存在了。但因林海音的《惠安馆传奇》，使人们记住了它和疯女秀贞。

位于南柳巷的晋江会馆旧址是林海音在京居住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。1923年林海音随父母来到北京，在其父亲去世后，她曾随其母在晋江会馆北房居住多年。

《清代宣南诗词选》中，就选收了三百多名曾在宣南寓居的清代学者、诗人和官宦的诗、词一千二百余首。在《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》中就选了120人的小传。这些人物都曾与宣南有关，不少人就住在米市胡同、烂面胡同、绳匠胡同、粉房琉璃街、延旺庙胡同等处，有的是自家的房，有的是会馆。在这些人中，既有林则徐、刘墉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、秋瑾、杨度、李鸿章等重要历史人物，还有朱彝尊、纪晓岚、翁方纲、王士祯、孔尚任、黄遵宪等著名文人。至于他们那些流传至今的诗词，表现了文化鼎盛时期宣南诗人的情致，反映了宣南的景物和社会生活，使宣南文化更加具体、形象。

有清一代，宣南是全国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，从大大小小的会馆中走出诸多名人是当年正常的文化现象，也是“宣南文化”的重要组成，对后人而言，更是一笔精神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