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州的西汉广陵王墓,经考古发掘出土一套完整的沐浴用具,包括:铜盆、铜壶、铜灯、漆勺、浮石、漆浴凳。铜盆硕大精美工艺考究,是古人清洁梳洗不可或缺的主要器物,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
汉 西汉广陵王墓出土铜盆
唐代以前关于净手洁面等生活影像及史料基本未见。直到五代宋辽时期,日常生活场景开始渐渐出现于壁画、版画当中,如饮宴、备茶、梳妆等,我们才得以窥见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具。 传为五代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小憩片段中,韩熙载一边净手一边注视前方,净手盆是由婢女端着,未见盆架。五代 顾闳中(传) 韩熙载夜宴图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宋佚名《盥手观花图》,为我们描绘的古代仕女的日常一幕。南宋 佚名 《盥手观花图》天津艺术博物馆藏
画面中描摹的家具器物,细腻精美。床榻、坐墩、花几、镜台、妆奁等一应俱全。衣饰秀美发型俏丽的女主,在两名婢女的服侍下,悠闲的边洗手,边赏花。我们注意到家具品种已经基本完备的宋代,在贵族士大夫的生活中,盆架并非必需品。他们习惯于仆从的伺候,端茶倒水这种小节,是不屑于亲历亲为的。这种习惯,可能一直在上层人士中延续。比如元代任仁发所绘《张果老见明皇图卷》,最左侧端着洗手盆的侍从,小心翼翼的试着水温。元 任仁发 张果老见明皇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张雨题《倪瓒像》中,侍女右手提瓶,左手持匜,肘搭长巾,随时准备为主人净手洗面。元 张雨题倪瓒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也许正是上层社会人士的这种生活习性,延缓了盆架等器具的发展。但社会大多数阶层的生活起居,终究才是主流。两宋及辽金时期,洗漱用具开始渐渐出现在生活场景的写照中,甚至留下实物。 目前见到最早的盆架实物,是辽大安九年(公元1093年)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出土的木盆架,直径34厘米残高24.5厘米。架顶部圆形,以四块弧形木,两端斫出凹凸榫卯相接而成。下有四根圆柱足,足间以十字枨相连。该盆架系实用器,出土时上面放有三彩洗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96.9)。辽大安九年 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出土木盆架
同一地区的张世本夫妇合葬墓,墓葬年代在辽大安四年(1088年)至金皇统四年(1144年),墓中亦出土木盆架1件,直径33.6厘米,形制与张文藻墓出土盆架相类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90.10)。 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木盆架线图 再稍晚一点的出土实物,是金大定三十年(公元1190年)大同道士阎德源墓出土木盆架两件。盆架杏木质,通高13.8厘米,六棱形。架圈下部有六块“卍”字镂空花板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78.4)。金大定三十年 大同道士阎德源墓出土木盆架
该墓同时出土木质巾架1件,通高18.8厘米,由十字底座、立杆、横杆三部分组成。金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巾架
巾架和盆架在宋辽时期同时出现的情况,屡见不鲜。 北宋末年河南登封高村壁画墓,东壁绘侍洗图。该墓考古简报(注:文见《中原文物》2004.5)称: “屏风前一盆架,搭脑呈蕉叶式,右侧搭白巾,盆架束腰,雕饰壸门”。但从简报所附的摹本看,壁画中的盆架和巾架显非一体。北宋末年河南登封高村壁画墓,东壁绘侍洗图
类似考古发掘报告中,未厘清盆架及巾架是否一体的,还有北宋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,河南郑州登封黑山沟壁画墓东南壁侍洗图。图下部漫漶不清,无法辨识。北宋绍圣四年河南郑州登封黑山沟壁画墓东南壁侍洗图
宋元符二年(公元1099年)白沙赵大翁墓壁画,则将巾架和曲足盆架分得很清楚(注:文见宿白《白沙宋墓》)。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白沙宋墓壁画
辽天庆九年(公元1119年)大同郊区辽代27号、28号墓,分别绘有内容基本相同的出行图,图中可见盆架及巾架分别放置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60.10)。辽天庆九年大同郊区辽代28号墓壁画 出行图
值得注意的是,该图出现的巾架,为单柱式,与大同阎德源墓出土的木质巾架一样,由十字底座、立杆、横杆三部分组成。 这样的单柱式巾架,应该源自于北方特有的衣架式样。实例如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出土的木衣架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96.6)。辽大安九年 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出土的衣架
这种单柱式巾架,还见于辽代晚期,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起居图,说明这种单柱式巾架,在当时的北方使用广泛。图中巾架与盆架的高度基本相同,也许是当时使用习惯的原因所致。辽代晚期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
元朝时间跨度较短,战乱频仍,有关盆架的影像史料不多。 元世祖中统二年(公元1261年)的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,出土陶质巾架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87.6)。元代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,出土陶质巾架
元至元二年(公元1265年)山西大同冯道真_王青墓,出土木质巾架及盆架(注:文见《文物》1962.10)。元代山西大同冯道真 _ 王青墓,出土木质巾架及盆架
木盆架出土时腿肩部装有云纹角牙,此前在在北京展出时却没有了角牙,不知何故。大同市宋家庄元代冯道真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
两件墓葬出土巾架,均为单柱式,延续了辽金时期北方巾架的特征。 明洪武二十二年(公元1390年),鲁荒王朱檀葬于山东邹城市区北九龙山南麓,其随葬明器中,有木质巾架及盆架。明洪武 山东博物馆藏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
明洪武 山东博物馆藏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
据此大约百年后的明弘治年间,位于福州的明代通议大夫张海的墓葬,出土一套锡制器物,有锡床、锡宴桌、锡交椅、锡脸盆架......(注:文见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5.11)。惜未见实物照片,无法厘清。 上述至迟到明洪武年间,所庋集的资料中,未见巾架与盆架合为一体的式样。也就是说,目前我们所熟知的高面盆架,可能到明初尚未出现。 明嘉靖十三年(公元1534年),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陶质盆架及衣架,一则说明此时盆架仍旧单独存在,二则不排除古人将衣架兼具巾架的功能来使用(注:见《文物》1965.2)。明嘉靖 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陶质盆架及衣架
2002年11月,福州考古队对一处古墓抢救性发掘,清理出一座明代嘉万时期的五圹砖室墓,出土一批较完整的锡制家具明器。五间墓室入葬年代稍有差异,发掘报告并未给出每间墓室的年代,但可以确定嘉靖万历时期(注:文见《福建文博》2015.1)。 其中第2、4、5室均有锡制面盆架明器出土,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高面盆架模型。福州市新店祝恒齐明墓出土锡面盆架
福州市新店祝恒齐明墓出土锡面盆架
需要注意的是,三件明器均为四腿式面盆架,是地方工艺特征还是年代特征,尚需进一步研究。 与福州墓葬基本同期的江苏常州花园底白氏家族墓,也出土锡制明器一套,包括盆架、高面盆架、衣架等。其中的高面盆架模型为六足式。江苏常州花园底白氏家族墓 出土锡制明器
郑振铎编著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第二卷之万历版画集,收入的《丹桂记》插画中,隐约可见阁楼闺房的一角,立着一件面盆架。 《丹桂记》插画 镌刻于晚明的《诗余画谱》,摹刻工致,是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。其中一幅插画中出现高面盆架的身影,是不可多得的佐证资料。《诗余画谱》插画
明万历时期的墓葬出土家具实物明器不少,大多在长三角区域。曾任万历首辅的王锡爵,葬于明万历三十八年。其墓葬出土高面盆架木质模型,现藏于苏州博物馆。王锡爵墓出土 苏州博物馆藏
上海卢湾区明万历十五年潘惠夫妇合葬墓,亦出土高面盆架模型。但同时期的潘允征墓中,巾架与盆架仍旧各自分开使用,说明这一时期,两种型制同时并存。潘惠夫妇墓出土面盆架
潘允征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
王世襄先生依据万历本《鲁班经匠家镜》,所著的家具条款初释,记载有两条关于面盆架式的注释,并据文字及参照明式实物,绘出草图,分别为六足式、四足式。 上述史料表明,高面盆架制式,至晚出现于嘉靖万历年间。 明崇祯版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插画中高面盆架搭脑的灵芝云纹清晰可见,与本场拍品黄花梨云头搭脑面盆架如出一辙。明崇祯 二刻拍案惊奇插图
面盆加由于身形高挑,重心不稳,稍有触碰即易损伤。加之生活用具的变革,面盆架早已不是居家必备的物品,消失已经半个世纪之久,导致 传世黄花梨高面盆架已不足20例,属于收藏门类中的稀有品种。Lot 4418
清早期
黄花梨簇云纹灵芝头六柱面盆架
58.5×43×174 cm
RMB: 1,200,000-1,5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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