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人们对她的描述中，有一个我觉得她是会接受的：祖母，经历了岁月沧桑、百年生活变幻的世纪老人。”杨苡的追思会和新书发布会上，余斌这么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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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1 日，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举办了“在文字中与杨苡重逢：杨苡作品共读纪念”活动，既作为口述实录的发表活动，也是亲朋好友的一次追思会，子女赵苏和赵蘅都来到现场，长女赵苡也发来了视频。现场好像又回到那个热闹的客厅，耳畔依稀还有杨先生那句“活着就是胜利。”余斌说，“本来书的发布会和这个不好合一的，但我想杨先生是一个特别的人，可以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。怎么让杨先生活着，就在书里活着吧。”

杨苡和余斌合著的口述自传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赶在今年 1 月，她入院治疗的前几天顺利出版了。1 月 27 日晚，杨苡去世，享年 104 岁。

1919 年杨苡出生在一个天津的旧式大家族，同年，五四运动爆发。她的一生就好像在那一年写下预兆，有家族带来的教养与特权，也有新文化赋予的自由与革新。现在来介绍杨苡，可用的标签有很多，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、巴金的笔友、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古典文学研究者杨敏如的妹妹、《呼啸山庄》译名的首创者……这些标签终显单薄，更多人认识到她，也许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录片《九零后》中那个谈笑风生，有着动人生命力的老太太。

就是在被拍摄的那间小屋里，这样的讲述发生过无数次。杨苡乐意同来访的熟人、朋友、记者絮絮叨叨地回忆她过往的故事和相遇过的人们。听故事的人里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上心了，决意要将她的口述编辑成书。

于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，就在南京大学北门对过的小院客厅里，余斌无数次登门拜访，聆听并记录下了两人的闲聊。在她的讲述中，沈从文是那个在座谈会上因害羞半天不开口，却总是和蔼敦促她“不要犯懒贪玩，要用工哩”的亲切长辈；吴宓是拿着手杖嘀嘀嘟嘟上门讨要图书馆欠书的老学究；蒋介石是到学校出席毕业典礼却遭遇冷场和讥笑的替校长。事件、名人，被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人，自发地活动在这份灵动的记忆之中。就连余斌自己，也褪去了职位头衔，成为不断发问、丰富细节的“小友”。

余斌在后记中写过这样一句，“长寿本身是一种资格”。惊人的记忆力让这份资格得以被生动见证，历史不再是只有定论的标准答案，而因为丰富的故事构筑起全新的生命。

二月底时，我们在南京拜访了余斌，在秦淮河边的下午，我们聊了聊一些记忆，一些“一面之词”。以下是余斌的口述。

杨先生住院以前的最后几天，一直在看这本书。她拿到书的时候，她有点激动，很开心，还说“怎么我就随便说说，就做成了这么厚的一本书。只是可惜母亲看不到了。”

对于过去的事情，杨先生不止对我一个人，对很多熟人她都会有讲述的冲动。尽管她说小时候内向，但我觉得她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话语场。我可以想象，如果她的那些闺蜜朋友还在，聚到一起的话，肯定是叽叽喳喳马上就热闹得不得了，大家抢着说话。

九十年代，杨苡与中西的同学们在天津相聚。

一般来说，面对一个年龄很大的人，说话总会注意点分寸，或是保持些距离。在她那里很容易就忘掉这些，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，这么大的年龄距离好像就跨过去了，自然地就可以比较放肆。我还记得有次去她家附近吃饭，喝了不少酒，突然想到一件什么事就上杨先生家去了。那时候赵先生（杨苡的丈夫赵瑞蕻）还在，我还只去过她家两三次，不算很熟，我也不是个自来熟的人。后来想想还是有点孟浪了，一口的酒气就去了，很不像话。

杨先生的天真、任性的性格一以贯之。她还有很多习惯，一直保持到老。她爱看电影，我们熟了以后，她动不动就打电话给我，“去看，《佳片有约》。”那是她特别喜欢的电视节目，常放老电影。杨先生打电话叫我看，然后没等我怎么反应，“啪”得就挂掉了，她急着去看了。但是她要跟你分享。

写信也是。但要有人给她写呀，像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，有来也没去。比如她给我写信，我马上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。到最后还常常有事就写一个条，可我还是打电话。

她还有看报的习惯。她母亲原来的文化程度很低，父亲就叫母亲一定要看报，母亲就此养成了看报的习惯。杨苡先生受母亲的影响，一直到最后也每天都看报，后来也会常常给我讲报纸上的事情。事实上我早就不看报了，她就会把报纸剪下来，哪天看到了我的文章还说要给我剪下来，或者叫人去复印保存。我说“杨先生不需要了，手机里都有，马上都能看到”。

晚年时，翻译她不太做了。她也从没说过自己早年就立志要做一个出色的翻译家。但她有时候还会琢磨，这个要翻成什么，那个翻得不对。翻译这件事她觉得很有趣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
杨先生会写点散文随笔，她就给我看，说是“作为文学同行”提提意见，我想我怎么给长辈提意见，但我确实是有意见啊。后来还是提了。我说，“杨先生，用不着这么多惊叹号的”。她的感情特别丰沛，这也是有意思的地方。你看口述里杨先生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，没有那么多色彩对吧？所以我说文章中的杨先生和口述时的杨先生是同一个人，但又不是完全重合的。

杨苡喜欢娃娃，家中收藏着许许多她喜欢的娃娃、摆件。

确定要做这本口述书之后，我更经常到杨先生家。从我家过去，骑车大概 15~20 分钟左右。没有什么固定的频率，我就是随时去随时出现。有时候自己开了门就进去。杨先生也不讲究这些。到了后来，我一走，杨先生还会问，那明天我们说什么呀？我就说说什么，但事实上第二天说的什么，也不一定。

我们聊天的时候，话题总在不断地变化，时空也不断变化。因为是比较近的人，很多事情默认你是知道的，就不会有一个连贯的叙述。经常是随意讲讲，然后回溯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讲到这里来的。有时候比如保姆来了喊“奶奶吃面包”“喝点牛奶”，她就烦躁，“又叫我吃又叫我吃”，然后一停顿马上开始讲到家里的事情。有时候又是哪个邻居来电话了，“烦死了，也叫我吃什么东西。”这个人我不知道，她就开始跟我讲这个人是谁，他们家在哪里。尽管我并不需要这些信息。

书里的很多细节都是我问出来的，比如我感兴趣他们从重庆是怎么坐船回来南京的？在船上怎么住？下雨了怎么办？这么一问，她就会告诉我在甲板上很多人用粉笔画一块，大量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么来的。我想到了就会问，而且一问她就马上想起来了，真是叫小叩小鸣，大叩大鸣。

她的记忆力太好了，给她一个刺激，她马上就有很生动的还原。对杨先生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她的“昔日重现”，进入一种纯粹的回忆，是她最惬意的，也是我们（读者）今天可能得到最多（故事）的方式。她入戏我们才能入戏，用现在的话叫“沉浸式体验”。

不夸张地说，我在书里记述到的很多东西，杨先生讲了十几二十遍是有的，比如讲大公主的一篇，可能是 10 次以上讲述的集合。每次讲述都不一样，我在听的时候也会有新的发问，哪怕只有新加了一个细节，我也要填补上去，有时可能文章都已经定稿了，她又同我讲起来。她反复讲，我反复听，仍有所得。

书里好像都没有写赵先生什么好话。我看到反馈的时候心想说坏了，赵先生要身败名裂了。我觉得人们对口述史应该有一个阅读的前提，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视角。比如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，赵先生的讲述就不会是这样，而这是杨先生的回忆，她可以有她的偏见，这就叫作“一面之词”，我默认读者都会有这个自觉，但现在似乎其实不是。

杨先生和赵先生的关系肯定有她讲述的那一面，我还打了一点折扣的，有一些吐槽得更狠。有些报道里说我是赵先生的学生，其实我不是（只是有一门公共课），老实说如果我是的话，可能打的折扣还要更多些。

杨苡、赵瑞蕻，抱着两人刚出生的大女儿赵苡。

书里面有提到过一个她和赵先生的温暖时刻。他们在云南跑警报，因为抱着小孩跑不远，就躲在楼梯肚子里，赵先生安慰她说：“不会有事的，你看我们小孩长得那么漂亮。”很传神的一个细节，但也很没道理。这两者间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杨先生说那个时候她就有一种安全感。这个细节之前对谁都没有提过，但我们可以推想，在他们漫长的夫妻生活中没有这一面吗？是有的。但这也是我的看法。杨先生的偏见太深，她自己也会忽略掉，我觉得这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地方。

我可以这么说我的理解，但杨先生的口述传记，她是怎么叙述的，我只好怎么说。我可以打折扣，但不能编造“你们应该也有温情的时候吧”这样的事情。这部分是读者可以脑补的，不过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脑补。如果有一些阅历，或者说想象力，你就应该知道很多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的真实状态。

西南联大高原社社员游海源寺合影。

杨苡离开以前，在孙以藻家的花园。

杨先生有很天真的一面，她会将一切都和盘托出，可以将自己身上的东西都自然地释放出来，这是我们常常所不能的，我们脑子里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，应该如何，不应该如何。但杨先生有时候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，还是会说出来。比如说赵四，那个时候大家对赵四印象都很不好，对张学良恨得不得了，但她也很诚实地说看到她真漂亮。老太太真的是颜控没错，她老是在讲看到的人真好看真好看，像演员。

杨先生整个人很一以贯之，她的认知框架很早就定了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，稳定并且不复杂。比如最明显的，我的怀疑色彩很重，但杨先生相信的东西她就会非常坚定，也正是因为坚定，她的世界比较单纯，甚至因此给到她一层保护，也让她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采取的立场比较容易。

杨先生曾经有一个计划要专门写中西女校这一段的回忆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“翡翠年华”、这段是她最想写也最愿意写的，也觉得什么都可以说。可以说她的认知框架就是那个时候的底子加上巴金。当然我们讲的认知框架，是“应当如此”，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，未必能够做到。比如杨先生明显受到《家》的影响，但是觉慧的举动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。在认知层面无数次发生了的事，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发生。

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是杨先生爱听的曲子，如这张照片中定格的 18 岁。中西女校的姑娘们穿着“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”做的旗袍，配白色皮鞋，象征春天的气息。杨苡接过毕业证书，“兴奋又激动”。她自此离开家，到广大的世界去，到广阔的人生去，遇见许多人，许多事。

杨先生其实是有自卑的一面的，包括她和大李先生的那一段，我的理解就有自卑的成分。她到最后都在猜测大李先生有没有爱她，一直到老都在自证自疑，一会这样想，一会那样想，我帮她分析呢她还很当真，绝对是个心结。

这就要说到她另外一方面的影响，就是她的母亲。她的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方面，很多都来自于母亲。到老了以后她自己都讲，说我越来越像我母亲了，包括对子女的严厉态度。还有怕姐姐。其实她和姐姐的关系很近，从那个时候她们相处的关系模式就已经定了，所以做口述的时候她会想姐姐看到了会怎么反应，她就缩回去了。比如小时候吃不饱饭，在仆人的桌子那里转来转去，人家喂她一口吃，这种事是她的创伤性记忆，她讲过很多次，她姐姐会觉得很掉价，但她没这个感觉。挺可惜的，杨敏如没有一部口述留下来，我在一些地方看到她的片段，也是记忆力极好，而且比杨苡先生更快人快语。

为杨先生做口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很多东西值得记下。杨先生自己是作家，写了很多散文，而且都是回忆性的，和口述中讲的高度重合。但我觉得我要把口述做好，一方面是因为杨先生年纪大了，写起来更费力，另一方面是杨先生写文章的时候不像讲述的时候那么生动，在文章里口述时的很多东西流失了，太可惜了。

有读者说到看书的时候常常会有看到纪录片《九零后》里杨先生讲话时的那种感觉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，一种双重的现场感。

一重是讲过去的事情，这种现场感不是任何口述对象都能带给你的，但杨先生的记忆有她的特点，高度场景化，会把你带到现场里去。第二重现场就是讲述的现场，我希望有这种感觉，有意保留现场说话的那种感觉、那种口气。在这方面我花的时间很多，比如说，在照片下面我加了大段的文字，是想要有杨先生就在那儿指着照片跟我讲的效果。

西南联大，大学一年级，杨苡和同学们在昆明翠湖公园入口处的合影。

书里我刻意地隐掉自己的存在，如果是我介入进来的那种访谈录的形式，会带出很多别的东西，比如我的视角。不过有意思的点恰在这里。我和杨先生的很多判断不一样，就拿文学作品的好坏来说，比如杨先生很崇拜巴金，我对巴金在一些方面很崇拜，但我不太喜欢他的文学路数，在我看来，还不够艺术家。比如说杨先生对现代主义的东西不大能接受，还有杨先生自己写文章和欣赏的东西，也是新文化里比较抒情化的倾向，我是不喜欢的。所以我把我这些看法过滤掉，只是在后记里比较委婉地写到，口述要呈现的只是杨先生的样子。

这本口述不可复制的地方，不在于我的能力，而是杨先生能全都跟我说出来。而且她讲是一回事，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讲是另一回事。比如 80 岁的时候不讲，90 岁可能就跟你讲了。杨先生活到那么大的年纪，可以说是比较极致了，什么都可以讲也什么都愿意讲。好多人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没有杨先生这样的记忆力和表述能力了，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。当然我也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（笑），可能别人觉得很细微的东西，我都在放大，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
杨苡家中的娃娃、摆件们。

和杨先生的对话很大程度是聊天，不是采访。就像我们平常聊天，什么大的历史背景什么的一般不会讲很多。另外，杨先生就是比较个人化，或者说她的重心就在这里。杨先生对于大时代的认知框架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同主流的描述基本吻合，但这不是她的兴奋点。至于她所认识的那些后来被认为有很大文学成就和地位的人，对于杨先生来说，重要的不是给比如沈从文以文学史的评价，而是我所接触过的那个人。对于我来说，最大的意义在于她是一个普通人，对于事情的反应方式、观感什么的，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。她不会不关心这个时代如何，但都是被动地被卷入漩涡里去。

也许有一些读者觉得书里面没有历史的反思，因为这不是我需要的，我需要的是故事，而故事可以传递的信息比之反思要多得多。人们可以通过她的描述自己去想，而不是她直接给出一个结论。真实的记述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去颠覆、校正我们的想当然。因为事实是丰富的，而我们的想象只是空洞又抽象的。

讲到这段，我倒是想起来，就像很多人说羡慕杨先生经历的那种师友长谈的情景，或是我和她长期交往的这种经历，事实上这是时代的关系，也是我们对过去存有的滤镜。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居住条件。像我读书的年代，要下乡学农，多少人都住在一起，加上 80 年代正值开放，大家相互之间想要交流谈论的愿望迫切。杨先生那个时代也是一样，不论是在中西，还是抗战时在西南联大，人们都有共同生活的氛围，这和现在很不一样。

杨苡上学时，西南联大的课堂。

我希望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以后，能够对历史祛魅。我们现在讲的反思，很多时候是在教科书层面上的同义反复，不断印证一些已经被接收为公理的东西，再拿例子去印证。但 事实上应该要洗的就是教科书式的思维，破的就是标准答案。而故事是破掉标准答案、取消标准答案的最有力量的东西，这也可以是反思。

在这个意义层面上，我觉得叙述本身就是力量。还有一个超出书以外的希望，就是要是有人觉得我家里面的人事也可以记一记，那就太好了。你说这地球上曾经活过多少人，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少得多，那么多人来过，却好像一点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。如果都来记述，很多东西都很有意思。

杨先生后来老跟我讲：“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东西，听我说来说去的，都没什么大事情，是不是耽误了你的时间？你自己的事情都没有空做了。”因为她的医生还跟她说，经常讲这些事情对你有好处（记忆力训练），她总觉得自己是得到了，“你不是亏了吗？”我开玩笑说：“杨先生，我们是双赢。”